发布日期：2013-07-30    访问量：58

艺术当代价值的呈现

——徐培晨教授猿猴画新议

邵晓峰

摘  要：本文分析了徐培晨教授猿猴画成功的背后因素，解读了他放意挥写、书画益彰的艺术特色，认为其作品体现出的猴、人、自然的一体化，以及大量的吉祥寓意化，立意皆在和谐当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复兴贡献自己的艺术理想与智慧，从而呈现了艺术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徐培晨教授；猿猴画；一体化；文化复兴；当代价值

徐培晨教授的猿猴[①]绘画作品如今已成为中国画坛的一道风景，其推陈出新的创造性表现使得中国画的动物题材在当代又实现了一个突破，就像昔日齐白石之虾、徐悲鸿之马、黄胄的驴、潘天寿之秃鹫、李苦禅之苍鹭，徐培晨教授通过数十年来的不断完善而使其猿猴画深入人心、脍炙人口，并跨越出中国画圈子，进入中国文化的领域。

一、    猴画成就，功在其他

世人常说，徐培晨教授在猿猴的专门领域画出了特色，一枝独秀，而享有画坛“东方猴王”之美誉。笔者却以为，其猿猴画之所有获得成功，更在于他对各类人物、动物以及梅、兰、竹、菊，山、石、云、水等方面所下的工夫，以及对于笔法、墨法、水法的钻研深度，没有这些，其猿猴画就难以千变万化而不断获得拓展。就此理而言，猿猴画可谓其坚实的写生基础、广博的艺术素养以及老辣披纷的笔墨语言升华出来的典型代表。

在年轻之时，他为了写生猿猴，跑的地方很多，像西双版纳、峨眉山、黄山、河南济源、海南灵水猴岛等地，既是猿猴的栖息地，也是典型的动物王国和植物王国。除了画猴之外，他还要熟悉它们的生活环境，住下来进行长期观察写生。那时他的写生画得非常细，多以白描的方式进行，结构刻画得十分清晰。“画猴五次又三番，积得图稿无计数。”“为画猿猴常入山，目击手追忙不闲。”这些徐培晨教授的题画诗道出了实情。

就猿猴画法而言，采用精细工笔形式的历代画家有易元吉、沈铨、刘奎龄、张大千等，采用粗犷写意形式的有王云、刘继卣、李燕等，还有采用介乎二者之间兼工带写形式的颜辉、高奇峰、赵少昂、张其翼等。就他们所表现的猿猴而言，仅长臂猿、猕猴、金丝猴几个品种，其他众多的猿猴则尚未在美术作品中得到表现，所以就题材而言，画猴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徐培晨教授为此苦心孤诣数十年，对猕猴、黑猿、白猿、长鼻猴、白头叶猴、黑叶猴、金丝猴等多达百余种的猿猴进行了画法上的全新探索。而且在其作品中，所表现的猿猴大多是动态的，这只能依靠画家对其运动规律的深入把握，也因其动作迅速敏捷，需要借助于记忆与想像，否则只能画静止的而缺少了艺术韵味。近年来，其猿猴多由挥写自如的笔墨构成，多用没骨法，湿笔湿墨，笔酣墨饱，略加勾勒，形神兼备，呼之欲出。

我们研究中国美术史，会发现宋元以来的画家在自身艺术发展的轨迹中呈现出一种机制，即画家早年的作品多偏于严谨工细，即使写意，也是小写意，总体多以写实见长；晚年的作品则趋于轻松粗简，总体多以写意或大写意取胜，而在中年之前习大写意者较少。这一趋势尤以明清以来的画家为盛，此种法则在我们熟知的现代国画家中似乎更为明朗。除了黄宾虹、张大千、李可染、陆俨少等具有代表性的画家之外，其他一些优秀的现代中国画家也多存在由写实向写意的发展历程，他们丰富多彩的艺术历程为我们研究中国艺术特有的“由实而意”的规律提供了具体而典型的素材。那么，形成这一规律的原因何在？笔者曾认为主要有四点：第一，中国画的写意性；第二，中国画的厚积薄发；第三，中国画家的心理因素；第四，中国画家的生理因素。[②]因此，由实而意，由工而写，由精而放，这条道路既是中国历代大画家遵循的道路，也是徐培晨教授几十年来钻研猿猴自然演化成的一条道路。

早在1926年，徐悲鸿就曾简洁地将美术分为两类，即写实和写意（或理想），并指出二者间的密切关系。他说：

世界故无绝对写实之艺人，而写意者亦不能表其寄托于人所未见之景物上……其近于物者，谓之写实，入于情者，谓之写意，惟艺之至者方能写意，未易言也。^[③]

艺术史告诉我们，创造性源于对种种限制的超越，完全的自由对艺术有害无益。必要的限制，不但可以激发创造力，而且是衡量创造性的标尺。对于伪艺术家来说，限制是束缚；而对于真艺术家来说，限制是创新的基石。正是由于打下了坚实的中西传统绘画的基本功，获得了对写实造型的精深把握，从而超越了复杂造型对许多中国古代画家的种种限制，使中国画得到了划时代的突破，我们在徐悲鸿的各种动物画（尤其是奔马）上尤能看出这种“悲鸿笔墨”。^[④]这是前无古人的，是一种在写实基础上进入自由境界之后的新的写意精神的显现。徐培晨教授认为自己是情绪型的画家，拿起笔来就能在宣纸上表达、宣泄自己的感情，不无病呻吟、虚张声势，而是将情绪注入笔端，一点一画，以至千笔万笔，谱成自己情感起伏的音符。我们在其猿猴画中也看到了在精深把握写实造型之后而力求突破造型限制的一种自我笔墨的抒发，其大写意的猿猴表现手法是史无前例的。

二、恣意挥写，书画益彰

宋代以来，中国的书画艺术高度融合，互为支撑，竞相发展。故一代大画家多为一代大书家。然而，新中国以来，由于学科规划的细化，画坛与书坛逐渐区分开来，书家与画家的分野也逐渐明显，如此导致能将书画两大艺术均能表现到很高水平，且能相得益彰的书画家并不多见。画家中关注书法修养，在作品中能将书画有机融为一体的也越来越少见。与这些画家不同的是，徐培晨教授在画上的题款，或为画名，或为题诗，或为感言，或为吉语，与画面有机相映，恣意汪洋中显出画家深厚的线条驾驭能力以及对书法的独到理解。

在中国的各大造型艺术中，相互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但若论联系密切，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一直并行发展到当代，仍能相互生发而具有景气的，则非书画莫属。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领域中，书画向来不分家。历史上，画家也是书家的，比比皆是。徐培晨教授的书法纵横排戛，潇洒自如，与画家豪放豁达的性情是一致的。他中锋、侧锋随机运用，铺排不拘小节，又擅长用水，故其题跋的书法常有水墨淋漓的效果，颇具画意。徐培晨教授自言酷爱书法，并受徐州同乡尉天池先生的影响很深。笔者窃以为，在书写的性情上，他与中国古代书画家徐渭最近；在书写的风貌上，同他也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文长书法中具有一种狂野之气，这是其一生郁郁不得志积累而将才情化为笔端所致。其书法虽然放逸豪宕，有的不免显得点划狼籍，但均不失法度。这在于他偏爱宋人尚意书风，对苏黄米蔡之书均有独到见解，在追求已意的同时并不放弃传统。文长的一些行草巨制，用笔跌宕起伏，似急风骤雨，加上破锋、侧锋、涩笔的交叉运用，奔放狂肆，使得作品个性张扬，凸显出罕见的创造精神。

表现猴子，掌握好素材仅是一方面，而用大写意的笔法、墨法来表现，古往今来可资借鉴的很少。中国画中的山水、花鸟题材可直接借鉴古人，而画大写意的猴子则只能自行探索。徐培晨教授近年来反复探索猿猴的大写意画法，仍用传统的笔墨形式来画，譬如用画荷叶或没骨山石的方法来表现猴子的身体，这种借鉴是间接的借鉴，并有机借助于行草书的挥写性，看起来是行之有效的。他甚至在作大画时，也不在宣纸上起稿，而是放笔直取，一气呵成。用笔干湿并重，中侧锋兼使。由于熟能生巧，画起来往往随心所欲，一笔就是一只胳膊，一笔就是一个脑袋，一笔就是一个身子，几笔下去就是一只猴子，而且笔简意赅，水墨淋漓，形成了自家语言。因此，长于思考的徐培晨教授在其《砚台琐谈》中说：“猴子的动作太迅速，在用笔上，用写意的笔墨形式最能得到配合，如果用工笔形式，千笔万笔去绘毛，去渲染，画起来太慢，只能现其皮毛，不能表现出它的精神。我把精力主要用在写意画上，这样与猴子的运动速度、性格特性相吻合。”正是因为其笔走龙蛇般的大胆挥写，使得书画益彰，笔情墨趣，耐人寻味。

三、猴人一体，和谐当下

在六朝到唐宋的文学作品里，猿猴及其啼鸣是一些文人反映惆怅失意心情的衬托。宋代的易元吉独辟蹊径，心仪猿猴，甚至“几与之同游”，并“穴窗写生”，将它们当作人去相处、去观察、去理解，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猿猴乃人类近亲，特别像人，要艺术地表现它们，就必须深入了解它们的习性与生态环境。徐培晨教授为了画好猿猴，曾到许多地区进行现场观察和写生，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

实际上，猿猴在全世界多达200多种，仅中国就有21种之多。由于猿猴和人类的近亲关系，它们的跳跃、翻腾、攀登、追逐、嬉戏、依偎，甚至争夺王位之战，均惹人注目。今天看来，作为动物界最为聪明的动物之一，多数猿猴以动作敏捷、目光有神、喜爱群居而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它们顽皮滑稽，模仿能力强，是马戏团和耍猴人的得意明星。

徐培晨教授画中的猿猴多处于自然之中，或坐或立，或攀或荡，或聚或散，或嬉或静，生动活泼地演绎了一幅幅颇具人间情趣的猢狲图。其构思、构图常考虑如何安排猿猴的“三口之家”，即使画群猴图，也是将它们当作一个人类社会去建构，或将它们安置于山水之间嬉戏：或戴月松间，攀援藤蔓；或伫立长啸，跃飞溪涧；或少长咸集，母子相偎；或抓耳挠腮，顾盼生情。总之，其间的喜怒哀乐，灵性迭现，曲尽人性之妙。而且从不表现争斗撕咬的场面，表现的是猿猴世界的和谐之美。

艺术是最具人性意识的一门科学，而猿猴似乎与生俱来就与人类有着不解之缘。科学家研究猿猴是动物中最高等最聪明的一类动物，它们和人类具有共同的祖先。世界著名生物学家林奈曾感叹：“猿猴与人类何其相似乃尔。”在这方面，徐培晨教授观察、作画时将人的情感融入猿猴世界，其作品中呈现出一种自然天趣的境界，能引领读画者走向自然，身心超脱。中国古代画论中早有“感物而动，情即生焉”之说,即所谓“寄物缘情,寓意于画”。因此，徐培晨教授画的虽是猴，其间寄托的情怀却是人，它们啸聚山林，同于文人雅士的林泉高致；它们相互游戏，同于有志之士的知音同乐。苏轼认为文同的竹画是与物无间的融汇，故而说：“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惟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⑤]与之类似，徐培晨教授的猿猴画中，饱含人情、人性，猴与人，人与猴，已经在自然之中化为一体，难分彼此。也许正因为此，他在相貌上长成了美髯长发，这和猿猴有诸多相似之处，故被朋友们尊称为“猿公”。

值得注意的是，在徐培晨教授的作品里，不但有金猴献桃等恭贺吉利的题材，而且还大量运用同音双关的吉祥寓意手法。例如，画老猴背上背一幼猴，意为“辈（背）辈（背）封侯（猴）”；画猴骑马上，意为“马上封侯（猴）”；画猴视马蜂，也意为“封(蜂)侯（猴）”；画蜘蛛猴，则意味着知足常乐；还将猴、蟹画在一起，更寓意着和(猴)谐(蟹)；不一而足。画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复兴积极贡献着自己的艺术理想与智慧。

“吉祥”两字的组合使用最早出于《庄子·人间世》中的“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唐人成玄英对“吉祥”的解释是“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征。”吉祥图画之所以深受人们喜爱，正是在于它具有避邪、驱邪、贺喜的内涵，并用象征手法来表达思想感情，这要比用直白的语言更能表达出含蓄而耐人寻味的意蕴，这符合国人的思维方式，所以用具体形象来表达抽象概念也是中国吉祥传统的特征之一。[⑥]

笔者认为，今天看来，运用吉祥寓意手法的积极意义更在于和谐当下，如今物质的富足催生了人们对于艺术的不懈追求，收藏热超过了以往时代。画家创造的喜闻乐见、雅俗共赏、吉祥寓意的作品能带动人们提升艺术境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华民族的崛起正取决于国人的精神面貌，徐培晨教授的猿猴画在这方面为当代画家做出了典范，从而呈现了艺术的当代价值。

邵晓峰：南京林业大学教授、博导、美术与设计研究中心主任，艺术学博士后、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访问学者、南京市青年美协主席、江苏省徐悲鸿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